中国野史大甩卖第26章 四库全书纂修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一道谕旨从紫禁城传遍全国：“古今图书皆朕海内赤子所当共有的。

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购访遗书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这道看似寻常的求书令实则揭开了中国古代最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纂修的序幕。

此时的乾隆帝已不满足于军事上的开疆拓土更渴望在文化领域树立超越前代的丰碑。

自秦汉以来“盛世修典”便是历代王朝的传统。

汉武帝广集图书编定《七略》；唐太宗设弘文馆校理经史；宋太宗命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皆为一时盛事。

乾隆帝对此早有向往继位之初便曾谕令整理内府藏书但其真正动意纂修巨型丛书源于两件事：一是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的奏折建议“校勘《永乐大典》辑录散佚古书”；二是对民间藏书的担忧认为“有些书籍或议论乖谬或纪载失实若任其流传恐惑乱人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

朱筠在奏折中指出：“《永乐大典》虽存然散佚颇多其中收录的宋、元诸儒着作今多已失传若能辑录可存古籍之精华。

”（《清史稿·朱筠传》）这一建议正中乾隆帝下怀——既可调集全国图书彰显文治又可借机审查典籍、规范思想。

于是他当即命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等人议奏最终决定“设四库全书馆辑《永乐大典》之佚收天下之书编为《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在翰林院成立地点位于今北京故宫文华殿东侧的内阁大库附近。

这座临时搭建的机构汇集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学者形成一套严密的编纂体系其规模之庞大、分工之精细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

四库全书馆的管理层堪称“全明星阵容”：正总裁由皇六子永瑢、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16人担任负责统筹全局；副总裁由侍郎纪昀、陆锡熊等10人担任分管具体事务；下设总纂官、总校官、纂修官、分校官等职各有专司。

其中纪昀（晓岚）以总纂官身份实际主持编纂工作“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清史稿·纪昀传》）。

编纂流程分为六步：第一步“征集”由各省督抚负责搜集民间藏书内府藏书则由总管内务府提供；第二步“校勘”将征集到的书籍与《永乐大典》等善本比对订正讹误；第三步“分类”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部下再分小类；第四步“提要”为每部书撰写提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及评价；第五步“誊抄”由书法工整的誊录官抄写每人每日限定字数；第六步“校对”由总校官、分校官层层审核确保无误。

据《四库全书纂修考》记载参与编纂的学者达360余人誊录官1500余人校对官近400人总参与人数超过3600人。

仅誊录一项便规定“每日每人写1000字写错一字罚俸一月”严苛的制度保证了全书的质量。

《四库全书》的编纂首先面临的是图书来源问题。

乾隆帝采取“官府征集+民间献书”双轨制规定“各省督抚须将所辖地区的古今图书无论刻本、抄本悉数购访汇送京师”同时承诺“献书多者朕必加恩奖赏；书中有忌讳者亦不加罪”（《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

为鼓励献书清廷推出多项激励措施：献书500种以上者奖《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献书100种以上者奖御制诗一首及“书香世业”匾额。

江南藏书家响应最为积极如宁波范氏天一阁献书638种杭州鲍氏知不足斋献书250余种获得朝廷嘉奖。

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征集到的图书已达3.5万余种远超预期。

图书征集的背后是严厉的思想审查。

乾隆帝密谕各省督抚：“凡书中有诋毁本朝、违碍圣贤之义者须一律查出或删改或抽毁或全毁。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审查标准极为严苛凡涉及反清思想、民族矛盾、华夷之辨的内容均在禁毁之列。

据统计整个纂修期间全毁书籍2400余种抽毁书籍400余种销毁书版50余种“其数量几乎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相当”（《清代禁书总述》）。

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钱谦益、屈大均等人着作的禁毁。

钱谦益因“仕明又仕清”其《初学集》《有学集》被斥为“荒诞悖谬”下令“全行销毁”；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因有反清言论不仅书籍被毁连其文集的刊刻者、收藏者也遭株连。

这种“寓禁于征”的做法造成文化典籍的重大损失。

《四库全书》的编纂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一次系统梳理。

其分类遵循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又根据时代发展加以调整形成更为精密的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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